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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乘五板船,将入沌河口。大江风浪起,夜黑不见手。同行子周子,渠胆大如斗;长竿插芦席,船作野马走。不知何所诣,死生付之偶。忽闻人草声,灯火亦稍有。杙船遂登岸,急买野家酒。读君“老农诗”,一读三太息。君方未第时,忧民真恳恻;直笔诛县官,言言虹贯日。县官怒其讪,移文加诮斥;君笑答之书,抗词如矢直。旁观争吐舌,此士勇无匹。今君已得官,一饭必念国。民为国本根,岂不思培植?其如边事殷,赋役烦且亟。虎营间二千,鸠工日数百。硬土烧炽窑,高岗舆巨石。山骨惨无青,犊皮腥带赤。羸者赪其肩,饥者菜其色。憔悴动天愁,搬移惊地脉。吏饕鹰隼如,攫拿何顾惜。交炭不论斤,每十必加一;量竹不计围,每丈每赢尺。军则新有营,谁念民无室?吏则日饱鲜,谁悯民艰食?州家费不赀,帑藏空储积。间有小人儒,旁献生财策;大帅今龚、黄,岂愿闻此画?夏潦苦不多,秋旱势如炙。愿君在莒心,端不渝畴昔;蔡人即吾人,一视孰肥瘠?筑事宜少宽,纾徐俟农隙;至如浮屠宫,底用吾儒力?彼役犹有名,何名尸此役?君言虽怂惥,帅意竟缩瑟。同年义弟兄,王事同休戚;相辨色如争,相与情似昵。余言似太戆,有君前日癖;责人斯无难,亦合受人责。我既规君过,君盍砭我失,面谀皆相倾,俗子吾所疾。一月春寒缩牛马。束桂薪刍不当价。去年霜早谷蕃熟,雨烂秧青无日晒。深山处处人夷齐,锄荒饭蕨填朝饥;干戈满地此乐土,不谓乃有凶荒时!今年有田谁力种,恃牛为命牛亦冻。君不见邻翁八十不得死,昨夜哭牛如哭子!云顶捕鱼游戏官网北宋中叶以后,道学家的声势愈来愈浩大;南宋前期虽然政府几次三番下令禁止,并不能阻挡道学的流行和减削它的声望。不管道学家是无能力而写不好诗或者是有原则的不写好诗,他们那种迂腐粗糙的诗开了一个特殊风气,影响到许多诗人。有名的像黄庭坚、贺铸、陆游、辛弃疾还有刘克庄本人都写了些“讲义语录之押韵者”,小家像吴锡畴、吴龙翰、陈杰、陈起、宋自适、毛珝、罗与之等等也是这样。就像描摹道学家丑态的周密也免不了写这一类的诗,甚于取个“草窗”的笔名,还是根据周敦颐和程颢等道学家不拔掉窗前野草的故事。又像朱淑真这样一位工愁善怨的女诗人,也有时候会在诗里做出岸然道貌,放射出浓郁的“头巾气”;有人讲她是朱熹的侄女儿,那句查无实据的历史传说倒也不失为含有真理的文学批评。

柳永(生卒年不详)原名三变,字耆卿,崇安人。他是词的大作家,只留下来两三首诗,散在宋人笔记和地方志书里。相传他是个风流浪子,罗烨“醉翁谈录”丙集卷二的“花衢实录”、“清平山堂话本”里的“玩江楼记”、关漠卿的“谢天香”等都以他为题材。他在词集“乐章集”里常常歌咏当时寻欢行乐的豪花盛况,因此宋人有句话,说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的太平景象,全写在柳永的词里。但是这里选的一首诗就表示“乐章集”并不能概括柳永的全貌,也够使我们对他的性格和对宋仁宗的太平盛世都另眼相看了。柳永这一首跟王冕的“伤亭户”可以算宋元两代里写盐民生活最痛切的两首诗;以前唐代柳宗元的名作“晋问”里也有描写盐池的一段,刻划得很精致,可是只笼统说“未为民利”,没有把盐民的痛苦具体写出来。陈与义(一○九○~一一三八)字去非,自号简斋,洛阳人,有“简斋集”。在北宋南宋之交,也许要算他是最杰出的诗人。他虽然推重苏轼和黄庭坚,却更佩服陈师道,把对这些近代人的揣摩作为学杜甫的阶梯,同时他跟江西派不很相同,因为他听说过“天下书虽不可不读,然慎不可以有意于用事”。我们看他前期的作品,古体诗主要受了黄、陈的影响,近体诗往往要从黄、陈的风格过渡到杜甫的风格。杜甫律诗的声调音节是公推为唐代律诗里最弘亮而又沉著的,黄庭坚和陈师道费心用力的学杜甫,忽略了这一点。陈与义却注意到了,所以他的诗尽管意思不深,可是词句明净,而且音调响亮,比江西派的讨人喜欢。靖康之难发生,宋代诗人遭遇到天崩地塌的大变动,在流离颠沛之中,才深切体会出杜甫诗里所写安史之乱的境界,起了国破家亡、天涯沦落的同感,先前只以为杜甫“风雅可师”,这时候更认识他是个患难中的知心伴侣。王铚“别孝先”就说:“平生尝叹少陵诗,岂谓残生尽见之;后来逃难到襄阳去的北方人题光孝寺壁也说:“踪迹大纲王粲传,情怀小样杜陵诗”。都可以证明身经离乱的宋人对杜甫发生了一种心心相印的新关系。诗人要抒写家国之痛,就常常自然而然效法杜甫这类苍凉悲壮的作品,前面所选吕本中和汪藻的几首五律就是例子,何况陈与义本来是个师法杜甫的人。他逃难的第一首诗“发商水道中”可以说是他后期诗歌的开宗明义:“草草檀公策,茫茫杜老诗!”他的“正月十二日自房州城遇虏至”又说:“但恨平生意,轻了少陵诗”,表示他经历了兵荒马乱才明白以前对杜甫还领会不深。他的诗进了一步,有了雄阔慷慨的风格。在他以前,这种风格在李商隐学杜甫的时候偶然出现;在他以后,明代的“七子”像李梦阳等专学杜甫这种调门,而意思很空洞,词句也杂凑,几乎像有声无字的吊嗓子,比不上陈与义的作品。虽然如此,就因为这点类似,那些推崇盛唐诗的明代批评家对“苏门”和江西派不甚许可,而看陈与义倒还觉得顺眼。一夕骄阳转作霖,梦回凉冷润衣襟。不愁屋漏床床湿,且喜溪流岸岸深。千里稻花应秀色,五更桐叶最佳音。无田似我犹欣舞,何况田间望岁心!杨万里(一一二七~一二○六)字廷秀,自号诚斋,吉水人,有“诚斋集”。南宋时所推重的“中兴四大诗人”是尤袤、杨万里、范成大和陆游四位互相佩服的朋友;杨和陆的声名尤其大,俨然等于唐诗里的李白和杜甫。不过,十个指头也有长短,同时齐名的两位作家像李白和杜甫。元稹和白居易慢慢的总会分出个高低。宋代以后,杨万里的读者不但远少于陆游的,而且比起范成大的来也数目上不如。在当时,杨万里却是诗歌转变的主要枢纽,创辟了一种新鲜泼辣的写法,衬得陆和范的风格都保守或者稳健。因此严羽“沧浪诗话”的“诗体”节里只举出“杨诚斋体”,没说起“陆放翁体”或“范石湖体”。

闻道单于使,年来入国频。圣朝思息战,异域请和亲。今日唐虞际,群公社稷臣;不防盟墨诈,须戒覆车新。十月边头风色恶,官军身上衣裘薄。押衣敕使来不来,夜长甲冷睡难着。长安城中多热官,朱门日高未启关;重重帏箔施屏山,中酒不知屏外寒。东风未肯入东门,走马还寻去岁村。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江城白酒三杯酽,野老苍颜一笑温。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杜诗是否处处有来历,没有半个字杜撰,且撇开不谈。至少黄庭坚是那样看它,要学它那样的。元稹赏识杜诗的白描直说,不用古典成语:“怜渠直道当时语,不著心源傍古人”;刘禹锡讲“业诗即须有据”,举了一句杜诗为例,只限于“为诗用僻字须有来处”,在涵意上还比黄庭坚的话狭得多。“无一字无来处”就是锺嵘“诗品”所谓“句无虚语,语无虚字”。锺嵘早就反对的这种“贵用事”、“殆同书抄”的形式主义,到了宋代,在王安石的诗里又透露迹象,在“点瓦为金”的苏轼的诗里愈加发达,而在“点铁成金”的黄庭坚的诗里登峰造极。“读书多”的人或者看得出他句句都是把“古人陈言”点铁成金,明白他讲些什么;“读书少”的人只觉得碰头无非古典成语,仿佛眼睛里搁了金沙铁屑,张都张不开,别想看东西了。当然,以前像李商隐和师法他的西昆体作者都爱把古典成语镶嵌绣织到诗里去的,不过他们跟黄庭坚有极大的不同。李商隐的最起影响的诗和西昆体主要都写华丽的事物和绮艳的情景,所采用的字眼和词藻也偏在这一方面。黄庭坚歌讠永的内容,比起这种诗的来,要繁富得多,词句的性质也就复杂得多,来源也就广博冷僻得多。在李商隐、尤其在西昆体的诗里,意思往往似有若无,欲吐又吞,不可捉摸;他们用的典故词藻也常常只为了制造些气氛,牵引些情调,仿佛餐厅里吃饭时的音乐,所以会给人一种“华而不实”、“文浮于意”的印象。黄庭坚有著著实实的意思,也喜欢说教发议论;不管意思如何平凡、议论怎样迂腐,只要读者了解他用的那些古典成语,就会确切知道他的心思,所以他的诗给人的印象是生硬晦涩,语言不够透明,仿佛冬天的玻璃窗蒙上一层水汽、冻成一片冰花。黄庭坚曾经把道听涂说的艺术批评比于“隔帘听琵琶”,这句话正可以形容他自己的诗。读者知道他诗里确有意思,可是给他的语言像帘子般的障隔住了,弄得咫尺千里,闻声不见面。正像“文心雕龙”“隐秀”篇所说:“晦塞为深,虽奥非隐”;这种“耐人思索”是费解,不是含蓄。

西湖春色归,春水绿于染。群芳烂不收,东风落如糁。西湖者,许昌胜地也。参军春思乱如云,白发题诗愁送春;谢君有“多情未老已白发,野思到春如乱云”之句。遥知湖上一樽酒,能忆天涯万里人。万里思春尚有情,忽逢春至客心惊;雪消门外千山绿,花发江边二月晴。少年把酒逢春色,今日逢春头已白。异乡物态与人殊,惟有东风旧相识。经过叶适的鼓吹,有了“四灵”的榜样,江湖派或者“唐体”风行一时,大大削弱了江西派或者“派家”的势力,几乎夺取了它的地位,所谓“旧止四人为律体,今通天下话头行”。名叫“江湖派”大约因为这一体的作者一般都是布衣──像徐照和翁卷──或者是不得意的小官──像徐玑和赵师秀,当然也有几个比较显达的“钜公”,譬如叶适、赵汝谈、刘克庄等。名叫“唐体”其实就是晚唐体,杨万里已经把名称用得混淆了;江湖派不但把“唐”等於“晚唐”、“唐末”,更把“晚唐”、“唐末”限於姚合、贾岛,所以严羽抗议说这是惑乱观听的冒牌,到清初的黄宗羲养还得解释“四灵”所谓“唐诗”是狭义的“唐诗”。“四灵”的诗情诗意都枯窘贫薄,全集很少变化,一首也难得完整,似乎一两句话以後,已经才尽气竭,在这一夥里稍微出色的赵师秀坦白的说:“一篇幸止四十字,更增一字,吾未如之何矣!”可是这“四十字”写得并不高明,开头两句往往死死扣住题日,像律赋或时文的“破题”;而且诗里的警联常常依傍和模仿姚合等的诗,换句话说,还不免“资书以为诗”,只是根据的书没有江西派根据的那样多。云顶捕鱼游戏官网曹勋(一○九八~一一七四)字公显,阳翟人,有“松隐文集”。他的诗不算少,都是平庸浅率的东西,只除了几首,就是他在绍兴十一至十二年出使金国的诗。那时候的出使比不得北宋的出使了,从交聘的仪节就看得出来。北宋封辽低头,却还没有屈膝,觉得自己力量小,就装得气量很大;从苏洵的“送石昌言使北引”推测,奉命到辽国去的人大多暗暗捏著一把汗,会赔小心而说大话就算是外交能手,所谓“‘说大人,则藐之’,况于夷狄?”苏轼所记富弼对辽主打的官话和朱弁所记富弼回国后讲的私话是个鲜明的对照,也是这种外交的具体例证;他对辽主说,中国的“精兵以百万计”,而心里明白本国“将不知兵,兵不习战”,只有“忍耻增币”一个办法。欧阳修、韩琦、王安石、刘敞、苏辙、彭汝厉等人都有出使的诗,苏颂作得最多;都不外乎想念家乡,描摹北地的风物,或者嗤笑辽人的起居服食不文明,诗里的内容比较贫薄。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已经是北宋建国以前的旧事,苏辙在燕山的诗也许可以代表北宋人一般的感想:“汉人何年被流徙,衣服渐变存语言……汉奚单弱契丹横,目视汉使心凄然。石瑭窃位不传子,遗患燕蓟逾百年。仰头呼天问何罪,自恨远祖从禄山”。换句话说,五代的那笔陈年宿账北宋人当然引为缺憾,不过并未觉得耻辱。有的人记载那里的人民对儿子说:“尔不得为汉民,命也!”或者对逃回去的宋人说:“尔归矣!他年南朝官家来收幽州,慎无杀吾汉儿也!”有的人想激发他们就地响应:“念汝幽蓟之奇士兮……忍遂反衤任偷生为?吾民就不愿左袒,汝其共取燕支归!”假如那里的人民向使者拆说过:“我本汉人,陷于涂炭,朝廷不加拯救,无路自归”,这些话至少没有反映在诗歌里。靖康之变以后,南宋跟金不像北宋跟辽那样,不是“兄弟”,而是“父子”、“叔侄”──老实说,竟是主仆了;出使的人连把银样蜡枪头对付铁拳头的那点儿外交手法都使不出来了。金人给整个宋朝的奇耻大辱以及给各个宋人的深创钜痛,这些使者都记得牢牢切切,现在奉了君命,只好憋著一肚子气去哀恳软求。淮河以北的土地人民是剜肉似的忍痛割掉的,伤痕还没有收口,这些使者一路上分明认得是老家里,现在自己倒变成外客,分明认得是一家人,眼睁睁看他们在异族手里讨生活。这种惭愤哀痛交搀在一起的情绪产生了一种新的诗境,而曹勋是第一个把它写出来的人,比他出使早十年的洪皓的“鄱阳集”里就还没有这一类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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