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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话怎讲呢?就从亚洲多国和地区近几十年的经济增长模式看起,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本,八九十年代的韩国、中国台湾与新加坡,然后到近十几年的中国大陆,都是以出口为导向,而不是靠内需来发展本国经济。正因为如此,在近几年世界经济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大家都在讨论如何在国内扩大内需,为下一波增长寻找原动力。当然,讲到这里,我们自然要想:在众多发展中国家因本国内需不够而都在靠出口、靠“外需”来为其经济提供原动力的时候,世界上必须有些国家“内需过剩”,迫使它们靠进口来满足本国过剩的内需。那么,我们要问:这些国家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内在动力使其内需过剩?是什么东西让它们产生这么多内需?这些东西中国是不是可以借鉴?那么,如果不是以银价算,而是用别的价值基准,1766年乾隆朝廷的4937万两银子的财政收入跟2007年无锡尚德的12亿美元,到底谁的价值更高呢?我们先以中国人不能没有的大米为价值本位,看看谁的收入更“值”。为做到这一点,我们先要按1766年的米价,把4937万两银子换成当时等值的大米斤数;然后根据今天的米价,也将12亿美元换成等值的大米斤数,看哪个值更多的大米。将施正荣与乾隆比较,可能给人一种错觉:好像资本全球化只让部分人先富起来,没有给普通老百姓带来什么实惠。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停止了明清断断续续几百年的海禁。随后开始的洋务运动,启动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改革开放,但除了清廷本身的制度问题外,那次改革开放也生不逢时,所处的世界环境使当时的清政府即使想要利用人口众多、劳动力廉价的国情把中国转变成“世界工厂”,那也不可能,更何况那时的清政府离这种“远见”还很远。

海牙会议后,危地马拉于1912年拒付欠英国的债务,洪都拉斯于1914年拒付法国债务。印度在1947年独立时也取消了一些外债。还有土耳其、埃及、墨西哥、尼加拉瓜等发展中国家,都在不同时期拖欠过债务。但所有这些时候,包括中国在内的这些国家都没有因不还债而遭到武力打击。债务违约的国家因受主权保护而不遭武力进攻,这当然是人类社会的进步。但投资者的产权也不能不保护,否则就不会有资本跨国流动,没有国家、公司和个人愿意买外债,跨国直接投资也会受到负面影响。律师出身的外交部长Drago用法律逻辑争论外交问题,让同是律师出身的人很能接受,而美国国务院和其他政府部门又主要是由律师出身的官员在运作(包括当时的国务卿也是如此),因此,Drago的观点在美国和拉美国家得到了广泛认同。当然,最后还需要国际资本市场的支持,如果没有创业投资基金、私人股权基金对尚德上市前的投资,尚德的上市可能不会那么成功,其规模也难以增长得那么快。特别是在纽约上市之后,尚德的融资渠道被大大拓宽,出口的市场地位、行业地位得到空前的稳固。有了这些,尚德在2007年的销售才有可能突破12亿美元,超过乾隆朝廷、道光朝廷的财政收入!所以,是各国制度的同质化、资本的全球化以及中国的改革开放造就了像尚德这样的经济和财富“奇迹”。据马德斌以及同仁的研究,北京、广州等地普通工人一天收入的实物购买力,从乾隆中期一直上升,到1790年后达到顶峰,之后开始衰退。到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降到最低,大约是乾隆中期实物购买力的一半。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1860年中国才真正开放,洋务运动或说第一次改革开放才真正开始,从工业技术到金融技术、到现代学术、政治、文化等全方位引进,资本全球化卷入中国。从那以后,普通中国人一天劳动所得的实物购买力重新回升,到清末、民国时期慢慢地向乾隆中期的水平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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